2012年，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的东盟企业仍为4家。
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完善预算管理体制，加快形成编制独立、执行高效、监督有力、公开透明、覆盖完整的预算体制，将政府权力装进预算笼子里，建设有限、高效、服务型政府。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顶层设计及其机构不能仅仅停留在理念和思路的层面，需要变成实实在在的、具体可操作的措施。而深化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则意味着加快完善适应国际经济新特点新趋势的体制机制，实施更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提高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竞争力。完善社会保障结构，确定合适的保障水平，着眼长远战略，进行系统设计，构建公平合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模式，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完善资金筹集机制，建立社保资金保值增值机制，构建充足、稳健、持续的投入机制，健全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逐步实现法制化管理，建立统一的健全、规范、科学有效的社会保障信息系统。为此，顶层设计及机构不能仅停留在理念和思路层面，可考虑做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使之成为独立于行政部门的最高层级改革设计机构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调整、大转型的时候，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发展条件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是把国有资本的重点转向公共领域，对垄断经营比较突出的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铁路、银行、矿产资源等行业，分门别类进行市场准入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真正落实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将加快推进经济转型，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现生态文明五大领域的改革。这就意味着统筹能源、矿产、水、土地等战略性资源要素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创新体制机制，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开发利用，在新一轮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发展的国际竞争中，走出一条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道路。以用地制度为例，根据《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12》计算，2011年，全国105个主要城市的工业用地价格仅相当于商业用地、居住用地价格的11.53%和14.43%。
从扩大内需的角度看，人口城镇化会带来教育、医疗、保险、旅游、交通、通信以及文化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4）分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经济导报》：政府转型方面的改革重点是什么？ 迟福林：政府改革的攻坚重在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推进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转型。
《经济导报》：当前制约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 迟福林：很多从金融、土地、税收到行政审批、价格等，制度障碍关卡重重。与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问题相对应，未来改革面临着三大选择：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改革重在形成拉动消费支撑中速增长的体制机制。
《经济导报》：城镇化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贡献将会有多大？ 迟福林：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经济导报》：未来10年中国发展转型存在重大战略机遇，会不会也同样面临着重大矛盾和问题呢？ 迟福林：未来10年中国发展转型，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经济转型方面、社会转型方面和政府转型方面。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大致为23%左右。服务业用地价格长期高于工业用地价格，既导致工业转型升级动力不足，又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降低了土地的整体使用价值。
因此，未来几年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缓慢，服务业比重长期徘徊在40%左右。《经济导报》：三大方面的转型改革关键点在哪里？ 迟福林：关键点在政府转型改革能不能成功，因为政府转型是未来几年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能不能取得重要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转型方面，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投资消费失衡为主要特征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内生增长动力远未形成。
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治理腐败的体制机制。人口城镇化承载着释放内需潜力的重大使命，承载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使命。
江风扬/采 来源: 经济导报 进入 迟福林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转型 。（3）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城镇化将会推动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自然垄断的领域吸纳民间资本广泛参与。能否适应中速增长阶段的特点，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在未来10年实现7%～8%的中速增长，能否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将决定着2020年我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着我国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政府自身建设的矛盾问题比较突出。以推动政府合理放权、分权、限权为主线，尽快形成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对中国未来几年的转型与改革具有决定性影响。考虑到消费引致的投资需求，我国的内需总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人民币。
另外，我国有7亿多农村人口，这个人群消费潜力巨大，把这个潜力释放出来，将对未来5～10年扩大内需战略产生决定性影响。（3）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推进垄断行业改革。
建议1～2年内，全面推进成品油、天然气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尚未理顺，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矛盾问题逐步增多。
（1）推进城镇化、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2）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开化。
尤其是产能过剩日益突出。由于多方面的因素，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开始从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进入7%～8%中速增长的历史拐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不分，权力结构不合理的矛盾突出。一般民商事案件与治安刑事案件、家庭婚姻继承案件、青少年犯罪案件仍由地方法院受理。
《经济导报》：服务业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迟福林：我国经济结构问题很大，需要优化。最后，我国未来的投资需求，仍然潜力巨大，以文化产业投资需求为例，要实现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目前占GDP的3%上升至2020年8%的目标，未来10年需要累计投资20万亿左右。
将政务公开扩展到整个公共服务领域。稳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是个大课题，需要制定官员财产公开的过渡性改革方案，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官员率先公开。
而政府的转型改革能否成功是改革的关键点，是未来几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能否取得重要突破的决定性因素。在政府转型方面，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滞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仍然突出。
建议未来2～3年内，在铁路、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邮政等领域，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如何好好把握这个关键时期？在政策选择上，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带着诸多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经济能否在转型与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将决定着2020年中国能否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着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在社会转型方面，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问题比较突出，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已经达到了0.47，2003～2012年这10年都超过了0.4的警戒线。
例如，探索建立中央地方双重法院体制，由中央层面的法院体系，专门负责土地、税收、金融、破产、涉外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经济案件审理，以克服经济领域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如果政府转型改革不彻底，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很难理顺。
加快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我们的思路性建议是：加快政府向市场和社会放权，以权力公开透明为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导报》：请问迟院长，您如何看待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迟福林：首先，我们要对未来5～10年中国新的战略机遇有一个客观的估计：首先是扩大内需、释放13亿人的消费需求。在银行、证券、保险、电信、邮政快递等行业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取消经营范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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